谢：第一次知道你，是十多年前在北礼士路的新华书店总店买了你的《樗下随笔》。当时“随笔”正热，这也许是买的动机之一；还有就是“樗下”、“止庵”，感觉有点儿生，就买了。后来不断在报章上读到“止庵”，我私下跟朋友说，止庵这个名字有助于他取得现在这样的关注，你是否觉得我说的有几分道
止：我这笔名是随便起的，并未经过“深思熟虑”。当初在公司打工，偶尔写点小文章又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，而“止庵”好像不容易与打工者联系在一起。古人用这名字的人不止一位，清朝写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的周济便以此为“号”。我没想到文章一直在写，后来还出了书，再改用别的名也不合适了。其实不如径用本名，像你似的。倒是可以出本《止庵文集》，署“王进文著”，这样就改回来了。不过一直不曾实行。自己并不觉得用这名字有甚好处，反而听说有人正为此讨厌我呢。
谢：读你的文章，常常有“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”、“这本书我读了不止一遍”的话，我一直对此有怀疑。听来一个故事，有位学生想拜大师之门，大师问他通读过二十四史吗，学生说读过一遍，大师说读过三遍再来找我。我的问题是：什么样的书值得“通读”而且还须好几遍，或者世上压根儿就没值得费这大劲儿的书？有哪些书通过读了好几遍使你实际获益？顺便请问你读书是不是需要一点技巧，如作笔记，画重点线等，你自己有无秘技可示一二？
止：我的习惯，凡是打定主意要读的书，一概通读。至于不止读一遍，好书均应如此，无奈时间精力有限，不能做到。我常“觉今是而昨非”，不敢满足于过去的读书印象。时隔多年，重读每有新的发现，看法甚至完全变了。我不喜欢在书上乱画，顶多夹个纸条儿，不大作笔记，只是仔仔细细、一字不落地把书看完。
谢：我认识的人当中，有几位是“问不倒的”，我惊诧他们的“博闻”，更惊诧他们的“强记”，只要进入他们的领域，几乎没有脱靶的，这几位有姜德明、韦力，再就是你。“博闻”似不难做到，多看书呗；“强记”就难多了，要把所闻所见表达出来，又要表达得准确、表达得比较文学，离不开强记这项本领。你是如何做到既知道的多又记住的也多的？
止：“博闻”绝谈不上，但我一向不愿浅尝辄止、似是而非。记得有文章说，日本作家德田秋声“晚年记忆力衰退，每当深夜写作，遇有记不清笔划的汉字，决不马虎以他词顶替，而要不辞老步蹒跚地登楼叫醒睡梦中的孩子讨教清楚而后已”，我看后引为楷模。对待一个字如此，对待过去的一件事、一个人也如此。“强记”则只限于自己感兴趣者。因为感兴趣，所以很留意，结果就记住了。此外也与大学学医，常常大段背书有关，可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“训练”罢。我觉得关键在于别“闻”错了，“记”错了，道听途说；那样越“博”、越“强”，就越糟糕。
谢：你的《苦雨斋识小》，从写法到书的版式乃至数目字用“汉”不用“阿”诸细节，我都很喜欢，还把大著评为当年自购书中的“最佳”。奇怪的是此书卖得并不好，以苦雨斋的影响力，五千册不该愁卖啊，我去书店，总要留心瞧瞧，好像每个书店都有存货，昨天在涵芬楼看到架上有两本，翻了一下还是２００２年１版１印的５０００册。对此，我认为你的读者不会超过五千人，这是一个令有着二十年文龄的作者沮丧的数目。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？
止：或者读书的人和读的书目越来越少了；自己落在此一范围之外，也没有法子。既不能屈人以从己，更不能屈己以从人。只能对那些迄今仍买你的书、读你的书的读者，表示感谢。
谢：我是把人分成圈子的，你肯定是属于读书圈的，我感兴趣的是你对藏书圈有何见教？对于现在大大小小的民刊，你觉得民刊与主流刊物的差别与作用各在哪里？民刊是否无足轻重？
止：我曾经说：藏书是个事儿，读书不是事儿，此乃人之常情，犹如吃饭睡觉一般。所以我对“读书圈”的说法不甚认同，假如读书真的成了某个圈里的事儿，那可真是书与人的悲哀了。我自己不藏书，但与藏书圈稍有接触，印象是高者近儒，低者近丐，藉此成大学问者有之，只图蝇头小利者亦有之。至于民刊，主其事者多是热心人，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；但我觉得大多“民”的味道还嫌不足，好像属于“非主流”的“主流刊物”。
谢：《庄子》《论语》现在很热，我当然知道这是虚火，你很早就对《庄子》《论语》下过大功夫，也上过央视百家讲坛，你不介意谈谈对“讲坛现象”的看法吧？
止：在那样一个“语境”里，首先要考虑怎么要把话说得热闹、能吸引人，很难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。说得热闹，听得热闹，说完听完，也就完了。
谢：我注意到你的书评极少评论国内作品，倒是议论外国文学的居多，这是你不愿趋时凑热闹，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值一评？
止：我读中国当代文学，只到王朔为止；之后的作家的作品，之前与同时的作家后来的作品，几乎没有看过，所以不能评论。我读书不喜欢东翻一本，西翻一本，现在一下子又没有工夫集中精力读这类书。相对来说，看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较多，偶有感想，发点议论。
谢：作家的长项是写作而不是讲话，这在电视网络时代吃亏不少，会写会说机会则更多，我注意到你在去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，在新浪网与鲁迅孙子周令飞一起回答网友提问的现场直播，你“说”的才能，对鲁迅熟知的程度，应变与机智，都给人印象深刻，你认为作家是否应在“讲话”能力上花点儿功夫？
止：我们读《战国策》《世说新语》，或者《五灯会元》《古尊宿语录》，真有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”之感。不过对于书里人物来说，说话即为文章，动笔乃另一回事。以周氏兄弟而言，大先生口才好，二先生口才不好，可是文章都好。若论文章的“机锋”，二先生一点不弱。我自己直到大学毕业还说话脸红，后来在公司“历练”多年，才稍稍敢说话了――但是文章是否因此就写得好点儿了呢，怕是未必。
谢：胡兰成的文章写得好，大多数读者知道有这么个人多是缘于你作序的那本《今生今世》，那阵子真是满城争说胡兰成，几年过去了，你是坚持还是修正序里的某些观点？我想，写序之时的想法和出书之后的想法，不会是完全一致的，怎么着也会受点儿外界的影响罢。
止：为《今生今世》作序之后，我写过一篇《再谈〈今生今世〉》，收在《相忘书》里，兹不赘言。只想补充一点：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，是在胡１９４３年底自汪伪政府去职之后；这对如何论定胡或无影响，对如何评价张恐有关系。论家于此，似乎向未留意。
谢：你算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，那就免不了媒体的报道和人物专访一类的采访，有电话采访的，有登门带着录音笔的，有请到台里请到网站的，不管何种形式，最终都是要见报的见影的，钱锺书说的吃鸡蛋好就不必见母鸡的对策，在如今怕是太不近人情了，读者与作者之间也需要另外的沟通形式，你是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呢，还是有挑选的接受？
止：接受报刊采访，其实与发表文章相去不远。有些话题，专写文章不值当，接受采访说上几句，也就行了。另外我交谈比写文章容易得多，无须酝酿情绪。其间自然有所挑选，也与写文章一样：只能谈论自己了解同时也理解的事情；一知半解，最好缄口不言。
谢：我感觉你对自己的书的书名非常在意，甚至于成心要让读者看不明白似的，如《六丑笔记》《插花地册子》《相忘书》《罔两编》等，还听说你的《拾稗者》这个书名在“人踪书影文丛”这套书里，很不合群，出版社建议你改一个，你就是不改。书名真这么要紧，动都不能动？
止：我的书名不敢夸口说好，但都是用心起的，自有意思；不愿意改，无非这个原因。即以“人踪书影文丛”而论，别人有几种书名，我的确接受不了，但是人家可能自以为好，那么就“自适其适”罢。我曾经说，现代文学史上有些书名我很羡慕，包括鲁迅的《坟》，周作人的《秉烛谈》和《药味集》，废名的《莫须有先生传》，张爱玲的《流言》，等等。但是这几位也有我不大喜欢的书名。譬如鲁迅的《热风》《呐喊》《彷徨》，周作人的《过去的生命》《过去的工作》，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《余韵》。周作人的《秉烛后谈》，我也觉得无甚道理，“后”与“秉烛”是什么关系呢，“烛”是“秉”着还是没“秉”着呢。这书原来叫《风雨后谈》，要好多了，因为“后”与“风雨”相连，有道理，也有境界。他的《苦口甘口》和《立春以前》与《过去的工作》一样，都是取书中一篇文章为题，好像有点儿图省事，虽然这两个名字并不坏。但他有关鲁迅的三本书，书名实在一般，大概是不得不如此罢。
谢：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有点关系，《拾稗者》里有一辑“从小说到电影”，我知道你很喜欢看外国电影（现在看碟更方便看得更多更新），每天有固定的几小时是专门看碟时间。你的看碟似乎不像纯消遣，不断发表的“看碟之感”说明你是将看电影作为阅读方式之一的，这是阅读的多方位，还是阅读本来就应该包含目所能及的一切？
止：我是个“影迷”，就像也是“书迷”一样。看碟与看书，可以互相调剂。前次闹“非典”以来，每天晚上我都与母亲一起看一张碟，坚持至今。我写“看碟之感”并不多，因为对于电影，还不像对书（尤其是小说）那么了然于心，其间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还未完全把握，需要再多看一些才行。我本打算写一本《看碟读书》，挑选二十部小说，与据此改编的影片对照着看，讨论两种形式在叙述方法上的异同之处。结果只写了一半，就停笔了。
谢：我是不愿问生活问题的，借此机会问一个。我新近有个想法，一个人在社会（包括个人生活），不管何种制度，如果一直混得很好很顺很得烟抽，没经历困苦磨难，就不太值得大事声张。你在文章里透露过你的二哥１９８０年离家出走从此渺无音讯，这样的事若是发生在我身上会觉得比失去父母的打击来得还要沉重，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感觉？
止：无论创造、荣耀、幸福还是痛苦，都千万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有些东西是不能与人分享的，当然更多情况是无人愿意与你分享。《论语・卫灵公》说：“子曰：‘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’”我非“知者”，宁肯“失人”，不愿“失言”，不然可怜亦复可笑。说来多半是自言自语；很少与朋友交谈，偶尔写为文章。写文章是与不相识者讲话，自然不能什么都说。
谢：博客很时髦也很烂，你在新浪也有个博客，而且不时更新，很耐心地回答网友，这似乎与你的一贯作风不符，作家是否本该远离喧嚣的玩艺儿呢？
止：我觉得博客也是一种发表文章的方式，就像登在报刊上一样。这“玩艺儿”也许“喧嚣”，无如我不喧嚣，其奈我何。此即《庄子・山木》所说：“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。”至于有网友跟帖，好比平常收到来信，礼貌起见，自应回答一下。
谢：你一共出版了（编的书也算）多少本书？哪些重版过？有读者试图全部收齐，有无可能？
止：迄今为止，写的书有十三种：《樗下随笔》《如面谈》《樗下读庄》《六丑笔记》《插花地册子》《老子演义》《不守法的使者》《苦雨斋识小》《沽酌集》《向隅编》《罔两编》《神奇的现实》和《相忘书》。其中《插花地册子》《老子演义》《神奇的现实》各出过两遍，《不守法的使者》出过三遍。另有三种“选集”：《俯仰集》《怀沙集》和《止庵序跋》。《拾稗者》属于“半选集”，前半“从作家到小说”选自其他几种集子，后半“从小说到电影”即写了一半的《看碟读书》，乃是首次面世。还有一种与人合写的《张爱玲画话》。另外一次与人合写，是为新发现的周作人佚著《近代欧洲文学史》所写注释，原文十万字，注释十八万字，大概不久可以面世。所编校的书有周作人著六十一种（包括《周作人自编文集》三十六种，《苦雨斋译丛》十六种，《周氏兄弟合译文集》四种），废名著两种，杨绛著一种，谷林著两种，先父沙鸥先生著两种。
谢：有些读者（包括我的大部分朋友）颇不以你的文章为然，还有的人持很反感的态度，这种情绪在网络上可以很快地蔓延，甚至演变为谩骂，这算不算文学批评的一种，里面有无合理的成分？
止：《庄子・天道》说：“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，呼我马也而谓之马。”在我看来是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。不过其间亦有区别：笼统批评，无论说好说坏，都无所谓；具体批评，则应重视。未必要“无则加勉”，却不妨“有则改之”。举个例子，曾有署名“超哥”者，在《中华读书报》批评我对周作人《希腊神话》的翻译经过未能多所交待。其实这书我只是介绍出版，并非如其所说“总领其事”。但却给我提了醒儿，此后所出《苦雨斋译丛》各种，我就参与编校之事，并且在跋文中详细介绍相关情况。这样的批评求之不得。
谢：我很不同意一些人贴标签的作法，你写周作人写多了，就说你学得是周作人的路数；写废名多了，就是废名的路数，对此，想问一句：你是不是刻意地模仿过哪位作家的写作风格？换一个问法：你比较喜欢哪位作家的文风（笔）？你说过现在出的新书，只买谷林的著作。
止：我曾在《插花地册子》里交待过，自己写文章所受影响，有“正”、“变”两路，前者有《论语》《颜氏家训》、周作人（废名附），后者有《韩非子》和鲁迅，此外还有历代诗话、词话，禅宗语录，以及近代学人的文史方面的论著，再就是某些外国作品的译文。我的确受周作人影响较大，但是并不单宗他一人，而且所受影响主要在写文章的态度上。人们好像对于这个“写文章的态度”重视不够，这又因为对于周作人了解不多――他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写文章的态度，用他自己在《谈文章》里的话说就是：“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，犯时文章就坏了。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，他有意思要说，有词句足用，原可好好的写出来，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。文章是个人所写，对手却是多数人，所以这与演说相近，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。”了解不多、重视不够，要来批评、比较，很难说到点子上。我喜欢的散文家很多，《插花地册子》有一章专谈此事；若限于近二十年间，则最推崇杨绛、谷林两位。
谢：你现在是出版界的人了，身份的转变，有助于看清楚出版的现状和趋势，纸质出版物出版的前景是看衰还是看好，哪些质量的书籍的生存机遇预期较比乐观？
止：对于出版界的前景，我一点儿也不看好。现代人一求实用，二求简易；可以说人性的趋向如此，无可挽回。比起接短信、上网、看电视，读书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，显然最为繁难；而即便读书，人们也多抱实用目的。所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，不具实用性质的书尤其不大读了。好在此种衰落有个过程，终我辈一生，大概还到不了尽头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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